1945年8月底，八路军晋察冀主力部队解放了张家口，这是八路军从日寇手中解放的第一座省会城市(张家口为当时察哈尔省的省会)。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张家口成为解放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被称为“第二延安”。著名作家丁玲在这个时期来到张家口，深入生活、以涿鹿温泉屯村等地的土地改革为题材写作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成为丁玲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
不久前，市委宣传部、中国丁玲研究会、涿鹿县委县政府、市文联联合在涿鹿县举办了“第二延安·丁玲与张家口”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河北、湖南、黑龙江及我市的专家学者，对丁玲在张家口的创作活动等进行了回顾与研讨。现摘登研讨会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
丁玲文化精神的时代价值 中国西柏坡精神研究院院长王聚英 中国西柏坡精神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尤秀斌
丁玲光辉的一生，铸就了丁玲精神。
一、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紧跟时代发展的文化精神。丁玲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即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艺术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丁玲，丁玲也通过自己的奋斗，丰富和发展了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在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上，几乎每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和历史事件都少不了丁玲的身影。她的名字，始终紧紧与那个时代联系在一起，始终是那个时代民族文化的引领者。
二、专心创作，不计毁誉，坚持为人民而歌的精神。丁玲是“不计毁誉”地坚持为人民创作的一名作家。她创作的 《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名著，是可以流传后世的。坚持科学精神，努力做出符合历史和时代需要的艺术成果。丁玲学识渊博、才华卓绝，在文学、艺术、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这些艺术成果和文艺作品，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社会变革进程。
三、热爱人民，深入生活，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抗战胜利后，丁玲离开延安赴晋察冀解放区张家口，她于1946年7月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与农村的干部群众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生活和创作经验。丁玲的作品和行动充分体现了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团结统一民主的西柏坡精神。
四、信念坚定、无怨无悔，正确对待恩怨的精神。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女作家，也是一位命运多舛的女革命者。她1955年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头领，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入狱，受尽了磨难，一生中25年在逆境中度过。但她以共产党人的胸怀，无怨无悔，正确对待，表现了丁玲的高贵精神。
未了的心愿——关于《在严寒的日子里》 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作家文摘》原副主编王增如
1952年末，已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丁玲想要再写一部作品，最后选定的题目，就是描写桑干河一带护地队斗争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丁玲曾在温泉屯参加土改，护地队牺牲的队员一直揪扯着她的心。
1954年的5月和10月，丁玲两次来到涿鹿县，上葫芦和下葫芦村采访，又去了怀来、张家口、宣化等地访问，进一步搜集素材。1954年7月15日上午，丁玲住在黄山脚下的紫云别墅，开始写《在严寒的日子里》，共完成八万字。
1956年《人民文学》10月号上，发表了丁玲《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前八章，约4万多字。这是这部小说第一次公之于众。丁玲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期待丁玲能尽快完成这部长篇。但是，1957年丁玲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58年6月，她主动要求到北大荒去，随身携带的行李里，带着“《在严寒的日子里》未完成手稿一卷，河北省涿鹿县地图一张”。她想在那里完成创作心愿。
丁玲在北大荒的汤原农场和宝泉岭农场一共生活了12年，她的右派帽子一直没有摘。“文革”开始，丁玲又成为专政对象，她写的那几万字稿子，也在群众运动中全部失落了。
1975年5月，丁玲和陈明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了五年之后，先后释放，被安置在山西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嶂头村。
丁玲又有了写作的自由。但是拿起笔来丁玲才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不好。丁玲先是修改《人民文学》上那前八章，接着往下写，至1976年4月，又“完成五章，自己还满意”。自1976年3月动笔，至1978年3月停笔，丁玲在修改前八章的基础上，一共完成24章，计12万字，历时两年。
丁玲1979年回到北京后，一直念念不忘这部小说，却基本未再动笔。实际上到1978年3月，她已经完成了《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全部劳动，此后在嶂头村，她的精力就转向为自己的清白进行申辩，和作为拿给读者见面礼的《杜晚香》了。
1986年2月13日下午5时半，丁玲已处弥留之际，躺在协和医院的ICU重症监护病房，护理人员将她唤醒，想喂她吃饭，她推开饭碗，对我和七姑说：“我不行了，三本书写不完了……”
3月4日，丁玲辞世。《在严寒的日子里》，成为丁玲未了的心愿。
寻找“人民”之路 中国丁玲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孙晓忠
有关无产阶级学说存在两种方向相对的观察：一个是所谓思想如何传达给它想要传达的对象，一个是所谓思考的主体能否产生正确的思考并形成可以传承的文化。
在《人民之路的短暂旅行》中，朗西埃追问了一个问题：何处寻找“人民”。不论是革命者，还是中国现代作家，都面临着一个“词”如何寻找到“物”，如何通过叙事、“模仿”，创制一个新世界。对作家更是如此。从老家常德到上海，从上海到延安，从延安到西战团，从延安到张家口，再从北京到北大荒，丁玲的一生的行动轨迹可被看作是因不满现实生活而寻找革命，并因一次次对现实革命的不满而再次出发寻找新的革命乌托邦的旅行，这既是一个脱胎于19世纪的新女性对20世纪革命的一次次梦想进而一次不满的天路历程，也是一个诞生于现代中国的“苦闷的”现代文学作家因不满现代中国文学的表达形式而一次次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从梦珂——莎菲到贞贞——陆萍，再到袁广发老婆柳拐子，如果我们能不把这些有“病”的人物形象简单理解为对作家对其现实境况的隐喻、和对革命的本质化想像，而是理解为一个20世纪的革命作家在穿越19世纪感伤文学，通过寻找新的20世纪文学的表达形式和风格，而寻找“人民”的艰难历程。在早期的创作中丁玲常常产生写作的苦闷，以及为摆脱写作商业化困境的努力。
丁玲较早开始从上海的革命咖啡馆突围，也是最早意识到需要“否定”革命加恋爱的叙述模式。我们发现丁玲小说在变化，这体现在小说的情感的变化，也变现在小说的形式中，作家努力涨破旧有的写作框架。
从《孟珂》到《三日杂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文本，丁玲在寻找一种新的能为“人民”塑型的叙事形式。这种变化突出体现在小说世界中观看世界的变化，从早期的“素描”到后期的速写，从小说到报告文学，从对史诗的追求到《桑干河上》“小形式”的确立，进而形成新的写作作风，最终从19世纪文学，从左翼早期的革命加恋爱文学，走向20世纪的人民文学，丁玲不仅在现实世界中接触到底层民众，也在小说形式上把握了人民。形成其独特的艺术和政治逐渐统一的艺术风格，政治和艺术逐渐统一。
从“温泉”到“暖水” 中国丁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鲁太光
1946年，丁玲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在怀来、涿鹿一带做了两个多月的工作。她扎根最深的，是涿鹿县一个名为“温泉屯”的村落——在小说中，丁玲给他取了一个更加文学化的名字——“暖水屯”。在这里，丁玲投身土改大业，忘我地工作了十八天。1948年9月，中国“土改文学”的第一部扛鼎之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
中国的主体是农民，在漫长的旧制度下在身体和心灵中被刻下的深重的“伤痕”，以及伴随着历史发展到临界点时从这“伤痕”中释放出的巨大的能量。大概这也是丁玲到“温泉屯”后所做的最为重要的工作。在当地人的记忆中，她开朗健谈，平易近人，赢得了乡亲们的心。他们有什么忧虑苦恼，都愿意找她倾吐。丁玲并不是为倾听而倾听，她是为了在倾听中发现问题，从而不仅从经济上使这些“受苦人”翻身，而且还要把在这些“受苦人”心中积压的绝望——精神奴役的创伤——拔除出来。她耐心细致地给乡亲们讲解土地改革政策，引导人们发现“新现实”。土地改革这一“新现实”让乡亲初步接受了新民主主义这一“新政治”的理念。正是这种新生的“现实”和“政治”溶化了他们内心的坚冰，使其化为滚滚暖流，流淌在奔流不息的桑干河上……
丁玲参加土改的村庄，真名叫“温泉屯”，而在小说中，丁玲给这个村庄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暖水屯”。我们无法求证，这个命名丁玲是有意为之，还是妙手偶得。但在我看来，这个名字的变更意味深长：是中国革命，是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用他们的坚定，用他们的执著，用他们的奉献，用他们的牺牲，穿透、打破了旧社会、旧制度坚硬、冰冷的地层，让地壳深处的“温泉”冲破层层阻碍，涌流到大地上，成为温暖亿万劳苦大众的“暖流”。
一个村庄和一部小说 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编审何吉贤
温泉屯是涿鹿县位于冀晋蒙三省区交界处的一个普通村庄。在现代中国史和文学史上， 它因一部小说而闻名， 这部小说就是女作家丁玲写于1948 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以反映1946 年温泉屯（小说中叫“暖水屯” ）第一次“土地改革”为内容的小说在1951 年获得了斯大林文学二等奖。
“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起了清朗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躁。一些爱在晨风中飞来飞去的有甲的小虫，不安的四方乱闯。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的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一累累的沉重的果子。在那树丛里还留得有偶尔闪光的露珠，就像在雾夜中耀眼的星星一样。那些红色果皮上有一层茸毛，或者一层薄霜，显得柔软而湿润。云霞升起来了，从那密密的绿叶的缝里透过点点的金色的彩霞，林子中反映出一缕一缕的透明的淡紫色的、淡黄色的薄光。”这段浓墨重彩的话是丁玲在描写温泉屯翻身农民集体采摘地主果园中的果实时写下的，它也收进了后来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欢乐的人们与在晨曦中渐渐苏醒过来的果园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美好的劳动者享受劳动果实的图景。
为写这部小说，丁玲三次下乡参加土改，小说中对暖水屯阶级关系的刻画和对土改政策的阐释综合了作者对解放战争过程中华北解放区整个土改过程的理解。应该强调，土地改革，尤其是建国前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运动，它是一个分成多阶段，不断自我否定，自我完善，在实践中形成政策，在政策指导下进行实践，又在实践中修正和完善政策的长期的过程，这中间甚至也会出现相互否定和自我反复的现象。
就涿鹿来说，它经历了四个明显的阶段。丁玲的小说中当然无法反映整个土改的反反复复的过程，我们也无从知道她对暖水屯这场阶级斗争的真正清晰的分析。但她为我们呈现了土改风暴中这样一个“非典型”村庄的阶级之图，在这幅图景中，土地改革，以及为土地改革而进行的对阶级的破痈之痛，是对村庄这个共同体的关系的真正改善和弥合，正因为如此，“发动群众”才成为了土改的最终落脚点。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角色设置与乡村文化 河北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学文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其重要不仅在于是一部书写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写出了四十年代末张垣乡村社会的情状；也不仅在于其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主题与中国历史息息相关；还在于对乡村文化的切入与梳理，呈现出历史节点上的乡村图景。一定意义上说，其历史价值可能超越了文学价值，这一切要归功于小说的角色设置，而角色的设置扎根于乡村文化。
角色关系是乡村伦理的投射。丁玲在涿鹿参加土改工作也就两三个月，就构思出一部长篇，我认为首先是借力土地改革运动这一素材，其次她对中国乡村文化特别是乡村伦理有足够的认识和把握。正因为如此，她写出了那一时期真正的乡村。两千多年来，朝代频繁更迭，但对于中国乡村，文化因素始终是稳固恒定的，真正认识了解乡村必须从乡村伦理开始。在这一点，丁玲的分寸处理得比较好。小说写了三四十个关系极其复杂的人物，以加大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丁玲用乡村伦理的投射，剖开了乡村的深处。
角色个性与乡村文化的浸染。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把土地改革的过程和艰难呈现得入情入理，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塑造了不同的有个性的人物个性，他们与乡村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中的张裕民土改中有顾虑，这种顾虑不是个人的顾虑，暖水屯任何一个人在那个时刻那个位置，都会有顾虑。从另一个角度说，他的顾虑是整个乡村的顾虑。毕竟暖水屯的思想观念结构连同文化，运行了上千年，是张垣乡村文化的缩影，也是中国乡村文化的缩影。
土地与文化的互黏性。对农民而言，土地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和生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土地改革运动，是时代和形势的需要，小说借此切中了中国乡村的脉搏。民俗民风依土地而生，土地因民俗民风更具吸引力。换言之，土地与文化具有粘连性，乡村文化就是这样代代传承。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多次写到果园，其实果园文化就是涿鹿文化和张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里遍布文化的枝桠，正是这些枝桠让小说更具张力更具生命力。
“第二延安” 张家口的丁玲叙事河北北方学院档案馆馆长陈韶旭
“第二延安张家口”的丁玲叙事，有如下特点。
一是作品多，影响大。丁玲在张家口创作或者以张家口为题材的作品超过了40多万字，占丁玲文学创作总量400多万字的十分之一。这些作品包括直接创作于 “第二延安” 张家口期间的散文、 杂文、 短论、 随笔13篇、3幕话剧《“望乡台”畔》 （1949年12月大众书店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 《窑工》）；以 “第二延安张家口”时期桑洋河畔革命干部领导农村群众翻身斗争为原型和题材的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严寒的日子里》。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家喻户晓，蜚声国际。这部作品既是丁玲革命文学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学作品中的 “红色经典”，更是“第二延安张家口”革命文学的高峰之作。
二是情至切，用意深。丁玲创作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投入的激情和热度，几乎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另一部长篇小说 《在严寒的日子里》没有全部完成，引发了人们对小说未完部分的诸多猜测和设想。但是，我们如果细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 《在严寒的日子里》，就会发现两部作品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两部作品的叙事让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翻身解放的历程展示得更加完整，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曲折和不易记录的更为真实和形象。从时代意义上讲， 两部作品的联袂而出，一显一隐，共同填补了晋察冀革命文学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间的文学叙事欠缺。
三是接地气， 方向明。 “第二延安张家口” 的丁玲叙事中， 主要部分和重头是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在严寒的日子里》和话剧《窑工》。 这三部作品中前两部取材于桑洋流域农村， 另一部取材于宣化城郊的森下砖瓦厂。 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有原型， 话剧中的人物更是真名实姓。 这三部作品的语言描写、 环境描写更包含了很多张家口地域的农村文化元素、华北解放区干部群众的性格特点。以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小说名字， 更是真真切切地告诉了读者， 作品记录的是以张家口桑洋流域农村为代表的农村解放史诗， 表现形式上同时具有张家口农村鲜明的地域性。
丁玲与张家口的文缘与情缘 张家口学院教授 赵惠莲
丁玲与张家口不仅因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结下了令其走上文学巅峰的文缘，更结下了一份令她回归本真、融入民众的人生情缘。
桑干河水总关情。1946年农历8月16日前在涿鹿温泉屯的18个日日夜夜，丁玲以女性作家的敏锐观察、下乡干部的坚定信念面对复杂局面，走进老百姓的炕头、地头，以普通党员的真诚与率直，很快成了贫苦农民信得过的知心人。正是炕头地头连心头的群众工作方法，使丁玲工作组打开了工作局面，顺利完成了土改任务。她当年在温泉屯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也走进了老百姓的心头。而她作为作家，也被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中挣扎出来的伟大力量所震撼，被农民淳厚、质朴的品质所吸引。丁玲生前曾三次来到温泉屯，从没忘在艰苦岁月与农民结下的深厚友谊。
执着于生活真实的真性情。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土改运动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的高度真实的再现，是小说成功之所在。小说还原了土地改革时期农民各类人物的真实状态， 描写了村里各种人面对土改不同的矛盾的复杂心理， 写不同人的不同反应。 这里鲜活的人物形象、 熟悉的方言乡音、 特有的民情风俗都体现了张家口特有的地方色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同样归因于作家对自我体验与认知的生活真实的执着。 她用忠实生活的个性化艺术处理化解了政治的图解化与简单化， 体现了一位敢做敢为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真性情。
为政为文堪为楷模。只有来到群众的炕头、地头，才能走进老百姓的心头。这是丁玲以身示范，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作为党的土改工作干部，丁玲工作组在温泉屯的土改成功，得益于老百姓的信任与支持。丁玲是著名作家，群众眼中的高级党员干部，能与老大娘睡在一个炕上，能与普通的温泉屯乡亲们患难与共，真情相处，做老百姓的知心人。这就是做群众工作的关键，我们在敬佩丁玲文人才华的同时，更应该敬佩她那一代党员前辈的革命品质与深厚的道德情怀。（谢岩整理）
